◇黑

我用明亮的心，刺伤了沉默的它。

◇白

在白色的疆域，谎言和欺骗早已溃逃。

◇黄

菊花谢了，麦浪却在涨潮。

◇绿

以生命的名义，背叛沉寂和冬日。

◇红

朝阳的血液，涌进了孱弱的花瓣。

◇蓝

它与海同在。尽管我知道，海是灰色的。

◆黄与黑——棕

在黄与黑的边缘，行走着。

◆黑与白——灰

它曾在黎明前肆意挥霍过我的心。

◆红与黑——紫

丁香，在记忆中芬芳。

◆白与红——粉

羞答答的青春，无暇地开。

◆绿与黄——青

苹果没有长熟，但已别有滋味。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到了中秋节。中秋节似乎注定是一个能够让中国人宁静下来的契机，以至于可以令很多浮躁的人静下心来，看一看头顶上那轮被注入了太多感性因素的月亮。然后，轻轻低下头，若有所思地冥思或者沉默（尽管很多人低头的原因可能是在想怎样编短信或该将没有真情实意的中秋短信转给谁）。而就在这一扬一低间，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拥有了一种独特而珍贵的质感。

    如果将端午节看做是中华民族对一段辉煌过往的文化层面的追溯，那么中秋节就是中华民族对亲情观念的突出体现和刻意强调。两个节日同样有“人情味”，但内涵却各有趋向。

    在这个属于家园和思念的日子，牵挂和寂寞再不需要掩饰。即使是身在异乡的当代人，也有足够的理由在这如水的月色里找寻那份古老的孤独、感受那种独处的落寞、回味那段苍凉的往事，虽然那种孤独、落寞、苍凉并不真正属于今日的你我，但我们还是在一种“惯性”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融入了那种陌生的情感。

    月光很凉，带着莫名的痛，逐渐浸透我的心。我知道，在这月光中，有苏轼在默默低语中流露出的孤独。他踱着足以让人们铭记千年的步子，周围是弥漫在月光中的寂寥，以及随着寂寥一起袭来的愁苦。风渐凉了。他裹了裹那件显然已经变得单薄的衣裳，轻叹一声，心中那种隐秘的思亲之痛越发泛滥。他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那轮完整的月亮，那轮承载了他全部情感的圆月，想要说什么，却终于因为无人倾听而选择了缄默。满腔忧悒只能在心中激荡，种种复杂的心情，随时都可能决堤，而后以潮水之势，在瞬间冲垮他竭力加固过的心理防线。

    他——被刻骨铭心的孤独感包围的他，多么想让任何一个人分担甚至化解淤积在自己心中、快要将自己淹没的愁绪，哪怕仅仅是有一个倾诉的人也好。但是，他透过朦胧的月色环视四周，却找不到任何可以交心的人。于是，他拿过那支在后人看来意义非凡的笔，定格下了千年的落寞：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今夜，我又一次吟哦起了这阙《水调歌头》，那浓重的愁思也又一次在我的心中蔓延。每年中秋，这阙词都会在很多为了庆佳节而庆佳节的晚会上被朗诵，也被作为描写中秋的标志性文学作品一次被回味。但是，这种回味显然已成了一种思绪的附庸物，一种把深沉随意玩味的浅薄行为。因为，我们注定无法切身体会那种凝固于宋朝的伤痛。

    今夜，我努力避开泛滥的手机短信、成堆的问候图片、千篇一律的歌舞节目，让自己独守着一份淡定的孤独。古老的月亮，以完满的形态，有意无意地提醒着我、促使着我去回忆那些因为它的圆缺而舒展或忧郁的脸庞，去品味那一条条皱纹中溢满的苦涩。苦品的太多了，人难免会厌倦，也难免会忘记品味很多比苦更值得回味的东西。但，在今晚，我只愿这样痴痴地品味着，为了中秋、为了我心中那束银色的月光，以及源于这月光的缠绵情思。

    今夜，月光如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自从以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为代表的几位高水平的主讲人，将名不见经传的《百家讲坛》栏目打造成央视名牌栏目后，诸多有教授之名而无教授之才的教授，便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以此栏目收视率直线下降为代价，诠释了何谓“百家讲坛”。作为此栏目的“标志性人物”，易老师在淡出公众视线一年多之后，将肩负重振《百家讲坛》的使命，开讲“先秦诸子”系列节目。由此，我不禁要问：《百家讲坛》究竟需要谁？
    按理说，《百家讲坛》既为百家之讲坛，当然是需要能够给观众以正确引导和启迪的诸多主讲人。不过，让诸多主讲人登坛、开课固然容易，但问题是：凡是在此开课的主讲人，都能够给观众以正确引导和启迪吗？我看未必，而且自从以易老师为代表的几位优秀主讲人（比如于丹、钱文忠、纪连海）退出后，课讲得便越来越差，更遑论正确引导和启迪了。而当一个教育性栏目失去了引导和启迪作用后，受教者要做的，便是对某些施教者亮黄牌了。

    我本来不想写出下面这段会让某些人“伤自尊”的文字，但迫于本文的需要，也只好得罪一次他（她）们了。

    恕我直言，自从几位优秀主讲人相继退出《百家讲坛》后，这个讲坛将真的成了百家讲坛，什么政法委调研员啦、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处长啦、河南林县党史办副主任啦，凡此种种，皆为为这个栏目拉低收视率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已不仅是哪些受欢迎、有水平的主讲人上坛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的普通人怎样才能以较为有效的方式，与圣贤为伍、与文化共存的大事。所以，我们有必要盘点一下，除了上述几位优秀主讲人和不适合在这个讲坛上开课的人外，还有哪些妨碍了我们的认知的主讲人依然站在那里。

    第一位是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他将皇皇《史记》解读成了一部用大道理、大套话、大脉络拼凑的“电视剧”，而且一播就是两年。那么多被司马迁竭力刻画的鲜活人物，经过王先生的解读，都不过是一个个历史的配角和绾接物。这样的历史已经不能被称之为历史，真正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一种极度抽象的存在，变成为了找寻昨天而刻意出现的矫情行为。无穷无尽的表层分析，让太多重要但无须被零揪的历史细节变得面目全非、让太多原本很精彩的历史片段变得索然无味、让太多原本值得细细琢磨的历史细部变得无足轻重……不必要的剖析和论述，让王先生和观众一起滑向无聊，而且是以历史为垫背的无聊。

    第二位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她是一个易老师风格的模仿者，并且特别想以易老师那样风趣、幽默的剖析方式，让自己的课也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可是，不幸得很，因为她没有易老师的水平，讲不到点子上，所以风趣、幽默也容易走样。她将武则天的禁卫军说成是“卫戍部队”，将上官婉儿说成是武则天的“贴身女秘书”，将韦皇后说成是李显的“夫人”。历史在她这里被尽情戏说，很多不适合被“移植”到历史人物身上的概念、关系、性质，全套放在了他们身上，而且是以肢解的方式放上去的。

    第三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曾仕强讲述的胡雪岩当然是具有民族气节的，但使我费解的是：今天的我们，为何要从商业角度和营生角度理解及审视胡雪岩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为何要将那种在民族存亡之际表现出的特殊魄力、胆气、大义，生硬地加进当代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原则中（当然，我并不反对借鉴）？为何要将他的一切言行都上纲上线地概括为谋生智慧？这样做既是对胡雪岩本人的描抹，也是对其行为方式的夸张理解，而且结论又是以脱水的形式一条条抠出的。这种教条式的讲述，其实就是把那段历史和充盈那段历史的人，做成了脱水蔬菜。

    ……

    如果将这个名单继续列下去，至少还可以写出比前面的名单长一倍的文字，但我不想那样做。既然易老师即将重登讲坛，也就别让蒙曼之流占据我更多的文字空间了吧。易老师和其他几位主讲人需要借助这个讲坛为当代中国人输血，因为我们特别需要这些输血者者，后世中国人特别需要这些输血者。

   读书是一个谈论了千年的“老话题”。从孔门弟子到陶渊明，从焚书坑儒到乌台诗案，读书人扬眉吐气过，也蒙过冤受过屈，而读书这件修身养性的高雅之事似乎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有那么多文人、读书人曾经系统地阐述过读书的作用和意义，我当然不敢再去班门弄斧；但由于心里着实痒痒，遂斗胆撰此文。

       谈论读书，就不能不涉及到经典，也不能不牵涉到对于经典的解读。解读经典的著作其实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前人的思想被再次梳理、再次归纳，然后形成一本带有（或暗藏着）梳理者观点的“新书”。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很多研究者就是借助这类“新书”才得以更正确地解读原著。不过，当“新书”也“熬”成了经典、当它们和原著一起成为了后世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那种充满距离感与敬畏感的阅读便毫无意义。

       读书——尤其是读经典——当然不能没有敬重之心，因为一部作品的产生及存在必然有它的理由，而怀着一颗敬重之心去阅读也是对编著者思想价值的肯定。但敬重不等于敬畏，一个人与一部经典的关系如果是膜拜与被膜拜，在敬畏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精神交流只会是自欺欺人。我觉得，一本好书和一个真正在读书的人可以融为一体，他（她）的心可以被净化，乃至成为一个崭新而完整的自己。

       敬畏往往离不开距离，所以很多人信奉“距离产生美”，但假如作品同阅读者之间的距离已经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美便永远不可能产生。以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喜欢《诗经》和《史记》，但我从不将它们当作“文化标本”去看待，因为那是对文化的抛弃与亵渎！如果上面这句话需要一个理由的话，我唯一的理由即是我乐于以一个“偷窥者”的身份返回到那个在时间层面略显遥远但永远鲜活的世界，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莫不做声地看着、听着、感悟着。很多经典在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个重要地位如果成了后世读者敬而不近的理由，文化将成为标准的木乃伊。

       其实，在当代谈读书，早已不可能只谈“新书”和敬重之心，还有吃别人嚼过的“甘蔗”的问题。不能否认，在近年来的读经热、读史热中，的确涌现出了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优秀学者，他（她）们的观点也为学术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即使其再独到、再正确，也无法代替每个“读书人”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而嚼那种“甘蔗”的坏处恰恰在于有可能失去独立吸吮“糖分”的能力，使得人们在读被其评论过的作品时不由自主地以他（她）们的感受代替自己的感受。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杯必须亲自并认真品味的香茗，用袅袅升腾的氤氲濡湿了每一颗愿意品味它的心……

      大凡对《三国演义》略知一二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整部小说中最有特点、最有吸引力、最有戏剧性的人物，也不会否认蜀国的辉煌以及刘备父子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诸葛亮的辉煌和“成就”。的确，是蜀国成就了诸葛亮，让这条隐居在南阳的“卧龙”有了施展才华与能力的舞台；而同时，在各个方面都不怎么占优势的蜀国，正因为有了诸葛亮极其成功的经营，才得以与吴、魏这两大强国鼎足而立，共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所以，诸葛亮的作用及魅力是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与他相比，他的继任者、蜀国的末任丞相姜维就显得逊色多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罗贯中对蜀国倾注的笔墨是最多的，对蜀国的“演绎”也是最精彩、最具艺术性的，所以蜀国总会成为人们最大的关注点之一。就我而言，我关注蜀国倒不是因为蜀国的主子“根红苗正”，是“正义”的一方（这种观念在群雄割据的年代其实是最可笑的），而是因为那条卧龙，那条让整部三国史熠熠生辉的卧龙。我很难想象蜀国——确切地说是三国这段历史——如果没有诸葛亮会是何等模样。

        诸葛亮永远那么完美，完美得像一个神话。他让曹操畏惧，让曹丕头疼，让司马懿无计可施，以至于把姜维这个还算有能力的丞相衬托得黯然失色。姜维和刘禅应该是最糟糕的搭档之一。姜维想做个称职的丞相，可刘禅不想做个真正的国君；姜维想像诸葛亮那样将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可又没有孔明的那种能力和素质，所以蜀国的结局才显得那么苍凉，蜀国的破灭也让人感到尤为“惋惜”。当然，感到“惋惜”的也只是旁人（包括吞并蜀国的魏国人），当事人刘禅就不以为然。人家在魏国做着自得其乐的俘虏（这与南唐的李煜何其相似乃尔），还明明白白地说了“此间乐，不思蜀”，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一个传奇的结束居然这么滑稽，甚至让没有能力的姜维都连连叹息，也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到“意犹未尽”。可是该结束的已经结束了，尽管结局有一点艺术加工的水分、尽管某些情节带有小说的特性，但我同样能感受到从历史深处渗透出的那种萧瑟之感，以及那种必须面对的悲哀。刘禅没有想到，父亲与丞相在南阳共同做的“治国平天下”的梦会破灭得这么快；刘禅没有想到，父亲与丞相的离去就是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割据政权”倒台的前奏；刘禅没有想到，被父亲和丞相培养了半生的自己的腰会在魏国人面前弯得那么“标准”；刘禅没有想到，自己弯下的腰会成为历史的拐角……刘禅当然不会想到，因为如果他想到了这些、想到了这个由历史设的局，历史本身也就成了一件残品。

       每个传奇的结束都能让旁观者或多或少地有所收获，而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属于蜀国（或者说是三国）的感悟点究竟有哪些。算了，不说也罢，让那种有些惆怅的东西在心中慢慢沉淀着也好，因为在历史面前，过多地假设或批判都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态度。

   2008年7月29、30两日，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大揭访”活动。活动旨在倾听民声，为百姓解决切实问题。当赵书记听到一个关系到百姓生存利益的问题数年得不到解决时，愤怒得拍案而起，而这一行为，也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

       那个画面和那个拍桌子的声音应该算是罕见的了，因为在当代中国，能够因为群众的麻烦拍案而起的领导已经基本消失了。可是，唐山是幸运的，中国是幸运的，它遇到了一位让某些人头皮发麻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是历代中国人都渴望的，却也是稀世罕见的。但正因为稀世罕见，其人格魅力才得以充分展现，而中国的政治史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得以形成骨架。

        在我看来，中国的清官是一个民族做的绵延千年的梦。这个梦偶尔会实现，但实现的概率又总是那么低，所以苦哈哈的布衣们只能将它断断续续地做下去。一个出现清官的时代必定是一个基本安稳的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也许不可能个个都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心却是敞亮的，因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清官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比如海瑞，人们可能将张居正忘记（尽管张居正也并不算大坏特坏），却会永远记住海瑞，以及由他创造的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 

       拍案而起之于政治而言永远是一个最高等级。普通民众关注的往往并不是谁在当政（尽管某些对政治敏感的人偶尔也会由于对政局的不满而搞出一些大动静，甚至暴动），他们对政治和当政者的最高要求（或曰希望）不过是当自身的正当利益受到或即将受到侵害时，政治（实为操控政治的人）能够成为自己的一种维权途径和武器，不至于让自己名为公仆之“主”却得不到真正的“权利”。

        如果将政治比作一丛草，那么清官就是草中长出的一朵花，而且是一棵奇葩。没有人知道这朵出众的花何时开、开在哪里，人们只知道它一旦开放，必将带来一个或长或短的春天。这个春天可以让邪恶的冰雪消融，让正义的阳光弥散，而正义的阳光一旦弥散，中国政治便达到了那个最理想的、名叫民生的高度。很多人用自己全部的力量试着向那个“既定目标”够了够，但够到的人又少之又少。所以，有些沮丧的民众总是怀念肯为百姓的麻烦拍案而起的海瑞和于成龙们。

       不过，唐山人暂时不用盼望和怀念了，因为当代海瑞已经在那里拍桌子了。